日本学者松本一男在其著作《中国人与日本人》里概括中国人的特性为：不可理解的国民。此话若说与西洋人，估计能引起他们的同感，因为凡是与中国人打过交道的洋人都多多少少地产生过这样的疑惑：中国人，他们到底在想什么？

老实说，想用简单的语言把中国人概括全面，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普通人不行，学者也不一定行。从明清前来中国的传教士，到中国本土学者，如严复、林语堂、鲁迅、柏杨、金紫千等，都著文著书从不同侧面、不同程度剖析过中国人：比如松本一男和《中国人与日本人》；明恩溥的《中国人的特性》；利玛窦的《利玛窦中国札记》；

林语堂的《吾国吾民》；柏杨《丑陋的中国人》；金紫千《中华文化之魂——研究中国人》等。

需要指出的是，柏杨的一本《丑陋的中国人》，曾经惹恼诸多民族愤青。反骂说，你才丑陋呢，甚至还有人论证，柏杨是铁杆汉奸什么的。

相形之下，鲁迅就比柏杨聪明，有技巧。他事后谈到自己写《阿Q正传》的初衷是“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像是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他还说：“中国人几乎都是爱护故乡，奚落别处的大英雄，阿Q也很有这脾气。那时我想，假如写一篇暴露小说，指定事情是出在某处的罢，那么，某处人恨得不共戴天，非某处人却无异隔岸观火，彼此都不反省。”

你看看咱的民族魂，为了促使国人反省，族群进步，并且不至于引火烧身，被无脑愤青骂作汉奸，简直是曲线救民了——第一，他就是不点明阿Q是哪儿的，比如他们浙江的或者我们河南的；第二，他弄的阿Q就是一个代号，既像一个人，又像一个族群。这样，既引不起地域歧视，又引不起集体群讧。相形之下，柏杨都是全称判断，第一是中国，第二是中国人。大家不跟他急才怪呢。

我倒觉得，不管柏杨是否丑陋，至少，反骂的人在给柏杨的书配插图。你说曾子都要一日三省吾身，难道你就不需要反省一下？你说一个人都需要不时的反省自身，难道一个民族就不需要？能反省的人，才能进步；能反省的民族，亦才能进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柏杨是否丑陋不论，你先把自己弄得不丑陋且不是正事？中国人是否丑陋不论，我们把本民族弄得更不丑陋且不是正务？

至于汉奸云云。我觉得就是中国特色的笑话了。当下中国，动不动有人给别人奉送一顶汉奸帽子，真是丑陋到家了。这方面，我觉得有一个人特别值得我们效仿，他就是鸦片战争期间著名的钦差大臣琦善同志，当有人向他打小报告，说某某某是汉奸的时候，他小脸一沉，说这个告密者：汝即汉奸！一句话，谁告密，谁打小报告，他就反之于谁。试想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的领导都有了琦善这素质，那文革还会那么惨痛么？这么好的同志，政界方面可惜没几个领导学的，而且学界方面除了蒋廷黻，也没有人给他说几句公道话的。等着吧，待我写林则徐传的时候，捎带着还琦善同志一个公道。

这里说这么多废话。也有提前打预防针的意思。因为十几年的网络及著述经历，本人背的骂名，比爱臭美的我购买的各种小帽多多了，什么美日双料特务、汉奸卖国贼、满清遗孽、端方后人、杨荫榆入了日籍的侄孙女杨开凤后改名端木赐香、端木蕻良后代、日本女人、日本寡妇、一样姓李跟李双江家是不是有关系、头像就像卸了妆的梦鸽等等。以致于一些网友戏曰：知足吧，至少没骂你杨排凤，或者杨开慧什么的。总之，大家因这篇小文，骂想我几句还是可以的，但是想创新出一个新骂名，则是大不易的。俺一个老江湖，啥都领教过了。

废话少说，言归正传，外国人认为中国人不可理解，我认为那是他们头脑太简单。或者说，他们的文化太简单了。中国人所谓的不可理解，其实是中国文化的丰富复杂所决定的。李泽厚曰：人是文化的积淀！金紫千曰：人是文化的灵魂！我说：人是文化的载体！中国文化的复杂丰富，决定了中国人民的不简单！

中国传统文化的格局是“三教九流”，指三种宗教和九种学术流派。关于“三教”，据记载此说起于三国时代。吴国的孙权和尚书令阚泽谈话中所提到的三教指儒教、道教、佛教。

“九流”，指先秦的九个学术流派，见于《汉书•艺文志》。这九个学派是指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三教九流成了贬义词，泛指江湖上各种职业。九流也被人分作上九流、中九流、下九流。再加上某些学术流派的失传，所以现在学人把中国传统文化的格局定位为三方五家。三方是儒、道、释，五家为儒教、宗法传统、道家、道教、佛教。当然，还有用九流这个概念的，比如有些学者把中国传统文化综称为十家九流，十家还是起源于《汉书·艺文志》，是在“九流”之外加一个小说家，但我们现在看到的十家九流丛书则是去掉小说家，另外加了一个佛家，并把杂家变成了兵家，它们是：儒家、道家、佛家、墨家、法家、名家、兵家、阴阳家、纵横家、农家。

总之啊，这么一列举，可看出，咱们的家当还真不少。有这么丰厚的文化家底，咱们的国人当然不简单了，随便一个中国老太太，哪怕她大字儿不识一个，但是她身上的文化色彩也是五光十色的，老外看得五迷三道，弄不清咱们是干嘛的。

试举例证明，一个女人嫁人嫁得不对了，老挨丈夫打，她谁也不埋怨，就怨自己命不好——我命苦啊。儿子没养活，夭折了，她会自我安慰曰：天意啊！天命是谁的思想？孔家老二的。孔二的天命论大家可能都知道，高深莫测谓之天，无可奈何谓之命。这时候，你能看出这女人信儒。可是一旦儿子长大，娶了媳妇忘了娘，或者游手好闲赌博吸大烟什么的，老太太会拍着膝盖哭诉：报应啊，老天爷，我作了什么孽了，给我这么一个不孝子（或曰败家子），这时候，老太太她好像又信佛了。可是你看她桌子上供的牌位，分明又是“太上老君在此”！太上老君是谁？道家创始人老子是也，因为跟唐家李氏王朝同姓，所以难免开后门之嫌疑，被李家封了个“玄元皇帝”，道教徒称他为道德天尊（又称太上老君）。

周宁也说，中国人同时信三教：尊孔祭祖、炼丹修真、烧香拜佛。问题是，有的中国人不只信这么三教，他跟吃火锅似的，逮什么都往里头煮，也不管那些东西的营养元素是否相冲相克。所以，他到底信仰什么，他自己都说不清道不明呢，害得老外不得不跟着中国的歌星唱：借我借我一双慧眼吧，让我把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

相形之下，还是中国学人能看个八九不离十。比如林语堂，他认为儒道是中国人灵魂的两面。中国的士大夫一般是外儒内道，儒是入世的，积极的；道是出世的，消极的。奇怪的是，这么两种截然相反的东西，恰好完美无缺地和平共处于中国人身上，而且有时候还分段体现，比如当官时，他就是儒；贬官时，他就是道了，比如苏东坡。以至于现在的人给自己定座右铭，还是儒道各半，叫作：以出世的态度干入世的事业。也就是说，干事的目的是儒，干事时的态度则是道。或者说，成功了就是儒，失败了就又变做道，总之，像变戏法似的，而且我们的小学生都会玩这种手法。小学生竞选班长了，他是积极的，入世的，想为大家服务的儒士，竞选宣言说得跟打了鸡血似的；可是一旦竞选失败了，他马上变成了道，消极的，出世的，似乎在这世上活了五百年似的，人前人后跟同学解释，谁愿意当那玩艺儿呵，出力不讨好的，之所以参加竞选，无非是玩一票而已。你说，咱孩子都这么猴精猴精的，洋人能不眼花么？两套语言系统也就罢了，居然连价值体系都是两套！

中国人不可理解，还有一个原因。有学人认为，中国哲学是一种早熟的哲学。梁漱溟在其《东方学术概论》中指出，人类学术无非研究三个问题：

第一，人对物的问题。人类征服自然，产生自然科学。

第二，人对人的问题。人与人相处，产生社会科学。

第三，人对己的问题。人与自己的较量，产生宗教。

梁认为中国学术早熟，不注重解决第一类学术问题，却直奔第二类第三类学术。比如儒学，便是中国最早的人际关系社会学。尼采那疯子把中国的儒骂作中国把戏、庸俗的世俗哲学，估计是有他自己的道理的。因为欧美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注重人本身，关注的是个人自由，至于人与人的关系却被完全忽略，直到后工业化时代，美国才出现个卡耐基，教人《如何推销你自己》，咱看着就像幼儿园小朋友的入园手册。如果说儒是第二类学术，那么中国的道则是介于第二类与第三类的学术。既调节人际关系，又调节人本身，至于佛，则完全是第三类学术了。

那么学术早熟对中国人有什么影响呢？第一，导致中国不重科技的传统；第二，导致国人提前看透人生。庄子认为人生如梦，可尼采那疯子说：人生即使是一场梦，也要做得有滋有味！相形之下，中国人视生如死，视死如归，生不如死，死即是生，颠颠倒倒，令人哭笑不得。

单说庄子，妻子死了他不但不哭，反而鼓盆而歌。这且不说他，等他自己要死了，弟子欲厚葬他，他说，不可，别葬我，随便扔个地方吧。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葬品，多好！弟子曰：怕乌鸢吃尸。庄子回曰：在上乌鸢吃，在下蝼蚁食，夺彼而与此，不太偏心了吗？

壮哉庄子，只可惜中国远古时期就出产这么聪明绝顶的人，似乎不能完全视作幸事吧？

早熟的学术，带出的是早熟的国人。一代比一代聪明，一代一代地把早熟进行到底，儒家的中庸，被玩成了抹稀泥的首鼠两端的滑头哲学，道家的超世，被玩成了明哲保身的缩头乌龟哲学，老是老滑头，小是小滑头，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见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话到嘴边留半句，事到临头让三分；饱经世故少开口，看破人情但点头。知识分子如此，当官的更如此，否则鸦片战争期间，中国也不会出现“不战不和不降不逃不死”的两广总督叶名琛那样的老不死的不字主义的官僚来。至于老百姓，虽然识字不多，可是却不傻，也知道：吃饱点儿，穿破点儿，见了当官的走慢点儿，拐过弯去跑快点儿。

中国人如此早熟，那晚熟的半生不熟的老外当然看不懂咱了，累死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