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嘉璧（田类思，Bishop Louis-Gabriel Delaplace, C.M.），1820年正月二十一日出生于法国庸纳省阿赛尔地方，初在本城小修院读书，后前往遣使会士管理的省巴城修院攻读神学。在这修院期间，他听到圣董文学神父在中国为主殉道的消息，深受感动，发觉自己有前往中国传教的圣召。

      1842年，圣六品后，入遣使会。1843年6月11日，晋升铎品，被派遣至丰德弗地方传教。田神父时时不忘前往中国传教的圣召，两年后终获长上同意前往中国传教。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3月13日抵达澳门，在澳门居住一年后前往河南代牧区在安若望主教（Bishop Jean-Henri Baldus, C.M.）指导下传教。三年间在圣董文学和圣刘克莱所走过的地方，热心服务于圣教会。自1850年（道光三十年），江西和主教去世之后，江西代牧主教出缺，圣座任命河南代牧区的副主教贺安德Jandard神父为江西代牧，但是他谦虚地推辞了。于是，田神父于1852年（咸丰二年）2月27日被教宗委任为江西的宗座代牧，领衔安地纳不城（Andrinople）的名义主教；同年7月25日在河南鹿邑县冯桥由安若望主教主礼祝圣为代牧主教。田主教在江西仅有两年，因为当时连年战事，时局不稳，教务难以广泛开展。据耶稣会士萧若瑟神父的《天主教传行中国考》记载，当时江西遭受太平军的混乱，“兵燹仍频，累年不休，教友伤亡过半，教务益显衰落”。田主教在任江西代牧期间建设孤儿院，并给众多被遗弃的婴孩付洗，人数有3745名之多。

      1854年（咸丰四年）6月12日，传信部将田主教调往浙江任浙江代牧主教。占领江西诸城之后，太平军进攻浙江。太平军以八万人围宁波城，1861年（咸丰十一年） 12月9日，占领宁波，教会遭受重创。田主教冒着很大的危险巡视各处，安慰教友，付圣事。此时的浙江代牧区受的灾殃比江西的还大，宁波、绍兴、嘉兴等重要城市均被太平军占领。田主教到达浙江之后将仁爱慈善事业推到一个高峰。咸丰五年，他写道：我们等候成人的日子（指被遗弃的婴孩），现在我发展婴孩事业，我的计划是使七十二授洗者跑遍舟山群岛。他设立了圣若瑟院，以养育123名婴孩，成立了诊疗所和一座工业学校交予苏文凤神父管理。 

      田主教任浙江代牧主教之初，浙江宗座代牧区仅在二十六处有教友和五座小堂，而且分布比较散。那时，只有六位传教士在浙江牧灵传教，宁波城中有二百名热心教友。田主教在浙江传教十六年，至1870年被教廷调往北京代牧区为止。据《遣使会在华传教史》记载1871年（同治十年）浙江代牧区的教务统计，此时代牧区有教友2834人，婴儿院儿童708人，传教公所55座，圣堂26座。

      1870年（同治九年）正月二十一日，当时在罗马参加梵蒂冈大公会议的田主教接到教廷调他至北京宗座代牧区的命令。在罗马期间，田主教接到天津教案的消息，就迅速返回中国处理案件，于1870年（同治九年）11月1日到达北京。随后，田主教表示：我们不愿接受血债，因为传教士或修女为传教献出他们的工作、血汗、性命，是为奉献，而不是为出卖。故田主教只领了焚毁教堂的赔款，而不接受恤款。田主教为照顾教友的灵性需要，乃用此赔款于法租界新建一座奉圣王类思为主保的圣堂和仁慈堂，后又有仁爱会修女来华为中国教会服务，她们毫不畏惧地代替在天津殉道的同伴们。因为当时孤儿院容易被人误解，田主教乃于1874年（同治十三年）设立医院，将仁爱会修女安置在医院中。
在任北京代牧主教期间，田主教在北京代牧区设立了许多孤儿院，使无人抚养和被遗弃的婴孩“不至流落夭殇”，授以手艺，使他们将来能独立生活。各院婴孩总计有千余人。1871年，田主教为人数逐渐增多的教友们和孤儿们建了一座小堂即圣弥额尔堂。大约于1862年（同治元年），田主教在南堂边建立了圣文生医院。据北京代牧樊国樑主教的《燕京开教略》记载：“统计医病愈伤之人，每年不下十数万人”。经过长达两年时间的考虑，田主教于圣文生医院旁边成立了国籍女修会——若瑟修女会，初由仁爱会修女培育。入会的多为守贞之女，也有“节孀之有志者”，会服为本地朴素的服装。若瑟修女会的主要职务是给妇女和小孩讲授要理，后设立了诊疗所。《燕京开教略》载：“当田主教治理北京教务时，传教之创设，日见起色。其最著者，即圣若瑟贞女皆本地人会，苦修会是也。”

       除此以外，田主教还有一番重要教会事业，就是创立了中国第一座苦修院——杨家坪苦修院。这是田主教早已有的想法，后有一司都培伯爵的千金司都培小姐奉献了一笔款子，田主教的这一愿望才得以实现。于是，他在天津圣路易医院的后面建立隐修院，后田主教给法国的许多圣衣会院写信建议在华建立隐修院，未果。遭遇失败之后，田主教思考许久，想以熙笃会代替圣衣会，于是他向传信部部长征求意见，部长不仅赞成他，而且对他劝勉有加。他与好几座隐修会接洽，均未成功，后与七泉隐修院接洽，终获同意，乃于1883年（光绪九年）2月21日签订约定书。同年6月21日，爱弗冷神父Ephrem和一位修士从法国来到北京，选定了离北京西北的杨家坪村。《燕京开教略》记载：“传教士等于京西置得山林一区，四面以巅为界，周可五十余里，其中腴田无多，只宜树植。……一月后 ，即有苦修会士数人，自法来华，营建苦修院。初时，诸凡不备，艰窘异常。不久，声名四达。”当时，圣召蓬勃，多人求准入会苦修。至1886年（光绪十二年），伯尔纳德Bernard神父（华姓范）蒙教宗擢升为院长。经过二十多年辛勤耕耘，苦修院已有五十余位修士。

      在田主教任北京代牧之初，北京东堂尚未修复，因东堂附近教友众多，因此更需早日恢复大堂。1879年（光绪五年）七月二十日，东堂奠基。由于资金短缺，大堂历经四年于1884年（光绪十年）五月五日才得以竣工，田主教为大堂举行隆重的祝圣礼。新堂祝圣后的当日下午，田主教去拜望南堂医院的一位修女。由于疲倦之极，至夜间全身发抖，次日身体不适，但是他仍然坚持和大家一起热心神功，主持教区工作。五月十四日，田主教卧床不起。十九日，田主教看见同会神父和医生窃窃私语，他就同神父说：“你们想给我付终傅否？不要等我失去知觉才行。”于是，同会神父决定给他付临终圣事，他说：“我已准备好，天主当受赞美!”光绪十年五月二十四日早上十点，田主教安逝，享寿六十四。后葬正福寺教会墓地。

       樊国樑主教在《燕京开教略》中这样写道：“溯其平生，才德不凡，非庸常堪比。在华传教三十八年，治理教务，一切措置裕如，不惟有功于圣教。”

参考资料：
樊国阴；《遣使会在华传教史》，吴宗文译，台湾华明书局，1977
樊国樑；《燕京开教略》，北京救世堂，1905
萧静山；《天主教传行中国考》，献县天主堂，1937
高智瑜、马爱德 主编；《虽逝犹存——栅栏 北京最古老的天主教墓地》，澳门特别行政区文化局、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研究所，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