遣使会(拉丁文Congregatio Missionis)由会祖圣味增爵（圣文生St.Vincent）于1625年创立于法国巴黎，故亦称为味增爵会，又称辣匝禄会，以培育圣职人员和救济穷人为宗旨。由于耶稣会于1773年被解散，中国传教士后继无人，于是，传信部于1783年命遣使会继续耶稣会在我国的传教工作，乃逐渐派大批传教士至我国。遣使会所管辖的区域包括内蒙西子湾、河南、河北、湖北、浙江、江苏、江西、四川、贵州等地，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传教修会之一，负责教区教友人数众多。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是教难最剧烈的时代，遣使会的传教士们，不畏艰苦，殚尽竭力为教友们保持信德，为圣教出力不少。

       在此之前的1699年，已有遣使会士毕天祥神父（Louis-Antoine Appiani）和穆天尺神父

       （Mgr.Jean Muiiener）由传信部派遣前往中国传教，他们于1699年8月14日到达广州，稍后，又有意大利德里格神父Pedrini前来中国。毕神父1663年出生于意大利北部，后考取神学博士，入遣使会，1689年发圣愿，之后被任命为传信公学神师。传信部获知毕神父的德才，乃派其前往中国设立修院，以培养本地神职人员。后遇教难，毕神父为信仰坐监二十二年，于1733年8月19日安逝于澳门方济各会院。穆神父为德国教区司铎，受毕神父德行和善表的影响，乃入遣使会。到中国后，他和毕神父即入四川传教。他独自一人在四川传教四十余年，于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被委任为四川代牧主教，兼管湖广、贵州教务。康熙雍正禁教时期，他在四川广州一带秘密传教，在艰难环境中，他仍然建立了一座修院以培植本地神职人员，为发展教会事业鞠躬尽瘁，于1742年12月17日妥领圣事后安息主怀。

      1783年及以后受传信部派遣至中国的传教士的传教事业历尽迫害和艰难。1838年,教廷将江西、浙江地区自福建代牧区分出,成立浙赣代牧区,张导沅Francois A.Rameaux（1802-1845）为代牧主教。1842年之后，法籍遣使会顾铎德(M. Francois-Xavier-Timotheè Danicourt) 神父至舟山定海和宁波一带传教，并逐步深入浙西嘉兴地区。1846年农历三月二十六日，浙赣代牧区划分为二，成立浙江代牧区和江西代牧区。浙江代牧区历任主教为石伯铎（Pierre Lavaissière 1813-1849）、顾铎德方济（1806-1860），田嘉璧（Louis-Gabriel Delaplace 1820-1884），苏凤文（Edmond  Francois  Guierry  1825-1883），赵保禄

      （Paul Marie Reynaud 1854-1926），他们均为遣使会士。因教务发展，赵主教乃请求教宗成立一个新的代牧区，教宗接受了请求；1910年（清宣统二年）5月10日的诏书，成立浙东代牧区和浙西代牧区。浙东代牧区管辖宁波、绍兴、台州、温州、处州5个府的教务，第一任代牧为赵保禄主教；浙西代牧区管辖杭州、嘉兴、湖州、严州、衢州，金华6个府教务，第一任代牧为田法服主教（Bishop Paul-Albert Faveau, C.M.）。
根据《遣使会在华传教史》描述浙江代牧区教务的统计数据：
教友 望教者 国籍遣使会士 客籍遣使会士 修生 教堂
1884年 6332 615 4 11 20 31
1894年 9912 1861 6 13 35 38
1904年 18413 8668 14 16 50 127

1910年浙东、浙西代牧区的人员表
教友 客籍遣使会神父 国籍遣使会神父 教区神父 大修士 小修士 仁爱会修女 拯灵会修女
浙东 19422 15 4 7 5 27 27 53
浙西 10318 9 8 5 4 27 17 5

      从表中数据可知，1894至1910年之间的十六年教务发展得较快，教会事业蒸蒸日上。另外，从教会慈善事业的蓬勃亦可看出教务的兴盛，由石主教顾主教等引入浙江的仁爱修女会

      (Daughters of Charity of St.Vincent de Paul)积极从事传教工作。至1950年（民国三十九年）仁爱修女会已有40位修女，其中客籍25位，国籍15位，仁爱会的事业扩大至浙江北部和南部，在宁波、杭州、定海、舟山群岛、嘉兴共建立了5座会院，男病院4座，女病院4座。在温州，亦建有医院、诊疗所、育婴堂等。《遣使会在华传教史》中这样记载：“他们在宁波的会院，几似一村，分为地区，熙熙攘攘。在宁波商埠区中，他们收容了四百名穷人，各色各种的人都有；老人、孤儿、疯人病人等无一不有。连外教人也愿以他们的钱财，来帮助这一些慈善事业。因着他们的助佑，乃能成立庞大模范的会院，各色各种的人，都可找到救助。”教务的迅速发展和遣使会注重修院教育的传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早在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常驻舟山定海的石伯铎主教在定海十字路教堂内设立修院，首批修生12人。1848年（清道光二十八年），在澳门读神学及拉丁文的三位修生回浙江，继续在嘉兴与硖石车辐浜肄业，后迁移定海十字路修院，此时有修生9人，后于1851年迁往宁波，修生增至12人。1851年（清咸丰一年）九月八日，遣使会教区的领袖，在宁波开会讨论在内地建立一所遣使会的初学院，因多数人以为不能实行，故未果。1854年（清咸丰四年），在离定海城3里地的乌龟山麓，新建修院落成。继田嘉璧主教之后的苏凤文主教于1871年（清同治十年）9月成立杭州大修院，首批修士四人（《天主教在华传教史集》记载的日期为1872年）。1883年苏主教任满前夕,又设小修院於舟山定海,赵保禄为修院院长。赵主教亦十分重视修院和教育，在其任内建造了宁波草马路教会建筑群，1914年建造保禄大修院，1917年创味增爵小修院等。1871年（清同治十年）九月，定海修院的3名神学生和2名哲学生到杭州，在堂内另成立大修院，由副本堂金宝殿神父管理任教。自浙西代牧区成立之后，1911年，浙西代牧区于嘉兴神父楼内新设了圣心大修院。

       1902年10月，遣使会步师嘉神父（Louis  Boscat）率领师崇贤（Elie-silvain Segond）、雷宏良（Pierre Legrand）、濮贻谋(Louis-Eugène Barrué)、谢文彬（Francois-cyrille Selinka）、卢雄才（Jean-marie Rouchon）、德施布（Jules-Georges Meyrat）、樊国阴（Octave-Marie-Lucien Ferreux）等七位欧籍修士于11月21日抵达上海（樊国阴于11月6日抵达上海），数日后抵达舟山定海，建立了遣使会舟山省会院。都止善神父（Paul Pie Dutilleul）为第一任院长。修士们就在舟山定海修院学习以等待嘉兴修院的建成，至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正月二十一日，然后他们将会院迁往浙江嘉兴，在嘉兴北门外，他们造了一座美轮美奂的正式修院。光绪三十年（1904年）正月二十五日，圣保禄归化瞻礼日，由上海至嘉兴的步师嘉神父祝圣了新修院，此时修院已有二十多位大修士和初学修士。  

     这里，我们略述这些神父和修士们的生平。   

     步师嘉神父（Louis  Boscat），1848年2月6日出生于法国奥德省（Aude），1866年6月10入巴黎遣使会，1868年6月11日发圣愿，1971年7月30日晋升铎品。1880年9月16日到达上海，后至江西南部传教。1900年2月6日被任命为遣使会省会长。1904年12月27日在上海逝世。

       都止善神父（Paul Pie Dutilleul），1862年7月14日生于法国北方省康布雷（Cambrai），1886年晋铎，1897年11月6日入遣使会，1899年11月7日在荷兰发愿，1902年9月25日到达上海，到定海后出任舟山、嘉兴遣使会修院的院长。1905年后，都神父任教于嘉兴文生修院至1909年（宣统元年）前往北京栅栏修院任教为止，1929年12月19日安逝于北京圣文生医院，葬栅栏教会墓地。

      师崇贤神父（Elie-silvain Segond），1880年1月26日生于法国阿韦龙省（Aveyron），1897年10月1日入巴黎遣使会，1901年7月2日发愿。1902年11月21日到达上海，1904年1月26日在宁波晋铎。他的全部传教生涯都是在嘉兴文生修院度过的，1930年在嘉兴文生修院去世，葬于修院大院内。

      雷宏良神父（Pierre Legrand），1884年出生于法国北方省的瓦朗谢纳（Valenciennes），1901年9月18日在巴黎入遣使会，1902年11月21日到达上海，1903年9月20日在舟山定海发圣愿，1907年6月9日在嘉兴晋铎，后赴杭州传教，任杭州天主堂本堂（1910—1942）。

      濮贻谋神父 (Louis-Eugène Barrué)，1884年1月17日出生于法国塞纳-马恩省（Seine-et-Marne），1902年9月7日入巴黎遣使会。1902年11月21日到达上海，1904年9月8日在嘉兴发圣愿，1907年6月9日在嘉兴晋铎，后赴直隶北部传教。1918年6月12日逝世于北京。

      谢文彬神父（Francois-cyrille Selinka），1879年7月5日生于奥地利的波西米亚，1902年10月14日入修院，1902年11月21日至上海。1904年10月15日在嘉兴发愿，1905年1月13日在北京晋铎，后赴直隶北部传教。

      卢雄才神父（Jean-marie Rouchon）1884年1月10日出生于法国卢瓦尔省（Loire），1902年11月21日到达上海，同年11月30日在舟山入遣使会，1904年12月8日在嘉兴发愿，1909年6月5日在嘉兴晋铎，后至江西南部传教。

        德施布神父（Jules-Georges Meyrat），1885年1月11日出生于瑞士苏黎世（Zurich），1902年11月21日抵达上海，11月30日在舟山定海修院入遣使会，1909年6月5日在嘉兴晋铎。德神父曾在嘉兴任教授，1915年前往江西南部传教。

      樊国阴神父（Octave-Marie-Lucien Ferreux）， 1875年5月2日出生于法国如拉（Jura）省蒙罗特地方，1902年9月5日在大克斯城Dax入遣使会初学院，数日后航海至中国，1902年11月6日抵达上海，后入嘉兴文生修道院。1904年9月8日，在嘉兴发圣愿。1907年6月9日（时三十二岁）在嘉兴由宁波赵保禄主教Reynaud手中领受司铎神品。1910 年至河北保定传教，1934年任北京栅栏大修院院长 ，1963年2月9日逝世于巴黎。

        这里我们需要注意，樊修士先于步神父半个月到达上海，和樊修士同日抵达的还有白怀德

       （Félix Bonanate）等八位传教士。白修士于1905年9月23日在江西吉安晋铎，1930年调嘉兴文生修院。似乎可以肯定，樊修士在上海作短暂的停留以等待步神父和其他修士的到来，至于为什么樊修士为什么先于步神父到达，可能是受步神父的派遣先至上海整顿新建立的住所，因为此时上海已经有遣使会的传教区，有不少遣使会士神父和修士在上海传教，而且步神父在巴黎就已经委托白嘉禄修士

         （Charle Barriére）在上海建造修会住所。另外，和步神父同一天到达上海的还有另外三位遣使会修士，一位前往保定，一位前往江西南部传教，还有一位生于意大利都灵的名叫马类思（Louis Marco）的辅理修士，他后来也到嘉兴文生修院服务，晚年住在乍浦，抗战期间死于乍浦，葬乍浦陈山。

      按《天主教在华传教史集》的记载，这七位修士即：未来的宁波教区主教戴福瑞（Devèbvre），多年担任嘉兴文生修院院长的戴理恩（Sepiter）神父，在保定和天津传教多年的高而谦（Cornet）神父，《遣使会在华传教史》作者樊国阴神父，马类思（Louis Marco）辅理修士，后至江西传教的梅国侯（Meyrat德施布）神父，任杭州天主堂本堂的雷宏良（Pierre Legrand）神父。此记述似乎有误，因为戴福瑞、戴理恩、高而谦三位神父于1904年9月17日到达中国，从入华时间来看，显然不是和步师嘉神父一起入华的。戴理恩（Sepiter）神父，于1907年4月17日在嘉兴发愿，1912年2月2日在嘉兴晋铎，后赴江西北部传教，1926年9月调回嘉兴文生修院。高而谦（Cornet）神父于1904年年9月27日入嘉兴文生修院，1906年10月2日在嘉兴发愿，1910年7月3日在嘉兴晋铎，后赴保定传教，至1930年调往天津宗座代牧区。和高而谦（Cornet）修士同日入修院的还有两位国籍修士，即邓秉铎（Paul Teng）和金鸣铎（Joseph Kin）。邓秉铎（Paul Teng）神父于1882年5月28日生于江西南昌府的蓑衣巷邓家，1904年9月27日入嘉兴文生修院，1906年10月2日在嘉兴发愿，1909年6月5日在嘉兴晋铎，后至江西北部传教，吉安宗座代牧区成立后前往该传教区传教。金鸣铎（Joseph Kin）神父于1883年4月4日出生于江西高安县沧溪金家，1904年9月27日入嘉兴文生修院，1906年10月2日在嘉兴发愿，1909年晋铎，后赴江西传教。是为首批国籍入嘉兴文生修院神父。

       建立修院的目的，《遣使会在华传教史》有这样的描述：步师嘉神父Boscat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二月六日被任命为中国遣使会的总会长，……他在亚尔其利亚的古巴或在江西栽培修士的经验，使他坚信当给中国神父神修上及学术的深度造就，为此当便利他们进入修会，为达到这目的，自然当在省中建立出学院和神哲学院。建造修院的过程颇为曲折，1902年步神父参加遣使会的大会议，在遣使会总会长菲亚特前为此事请求批准，终获总会长的同意。到上海后，因步神父在巴黎时已受步神父委托而在上海觅地造屋的遣使会白嘉禄修士（Charle Barriére）尚未准备妥当，步神父乃接受赵保禄主教的邀请前往舟山定海。当时，赵主教经过上海，见步神父的困难，乃将舟山定海的小修院让给他们使用。这里我们需提及步神父的逝世和刘克明（Claude-Marie-Guilloux）神父的继承之事。传教事业的过度操劳让步神父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数次至嘉兴时曾昏迷过去。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12月27日，由上海发至嘉兴的电报报告他去世消息让嘉兴的同会会士和修士如丧考妣。他的继任人刘克明神父于1856年正月十日生于法国松纳罗省，1878年10月9日入遣使会，1882年6月2日升神父,1885年10月6日抵达中国至北京传教。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管理北京的修院。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被任命为中国遣使会的省会长，同时为嘉兴文生修院的院长。1924年（民国十三年），刘神父忽患心脏病，后渐痊愈，至圣诞节前夕十时呼吸困难，到半夜时候，修院院长见他有危险，乃给他付临终圣事，后溘然长逝于嘉兴文生修院。

      嘉兴文生修院于1902年开始动工建设，主楼于次年年底建成。院地面积47．474亩，院外50余亩，建筑面积5677平方米。从空中鸟瞰文生修道院，整幢建筑呈“凹”字形，坐东向西、大门朝着京杭大运河。这是一座南面、中间是二层、北面是三层的拱门券窗中间带有钟楼的法式建筑，钟楼的背后还向东延伸出一幢能容纳三四百人的大教堂。这幢布局严谨、中轴对称的西洋建筑，南、北两侧的建筑底层走廊各有10个拱门，正面的底层走廊却是9个拱门。对称中灵动、肃穆中飘逸。一楼的内围式走廊，宽度有四米开外，地面是水磨石铺就；二、三楼呈中廊式的格局，搂板全部是进口的红漆洋松木地板，走廊两侧是一间间宽敞明亮的宿舍；圆拱形的券窗上，镶嵌着色彩斑斓的彩绘玻璃；大教堂内的地面由进口的花纹地砖铺设。院内香樟树郁郁葱葱。所有的一切都体现着法兰西建筑风格的高贵典雅和富丽堂皇。嘉兴文生修院的特色，是中西修士在一座修院，目的是使外国修士常与国籍修士在一起学习语言，以及中国的人情风俗，利于将来的传教工作；而中国修士也可以学习外国语言及西方的情形，其意至善。
    

       前面已经提及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遣使会步师嘉神父在浙江嘉兴建立了初学院和神哲学院。起初修院运行得一帆风顺，修士大多来自南方。后由于北方的修士逐年减少，此事引起了遣使会省会长刘克明神父的注意。考虑到实际情况，遣使会打算在北方再成立一座初学院，此建议得到巴黎总院的赞成。1909年（清宣统元年），遣使会总会长菲亚特Fiat神父，在致全会的心中说：“北方的初学生对嘉兴的气候，不易习惯，圣座准许我们在直隶另设一座初学院……”。1909年六月初，新设立的栅栏修院已可容从嘉兴回来的修士。1911年正月一日，遣使会总会长在致全会的信中说：“我们中国的传教区，地域太广，……，为此与顾问商议之后，得到圣座的同意，我们在中国南方与北方各设一省：北省包括北方的四个代牧区，栅栏为省会院。南省包括浙江的两个代牧区及江西的三个代牧区，初学院在嘉兴；刘克明神父为南方省会长，……”。

       因刘神父身兼二职，教会事物繁忙，乃于1915年请惠保禄(Paul-victor-Anguste-Legris)神父至嘉兴管理修院。惠神父1867年12月10日出生于法国松姆省（Somme）1891年2月27日在巴黎入遣使会，1893年2月28日发圣愿，1894年5月19日升神父，同年9月27日到达上海，后抵中国江西南部传教。1915年7月27日到嘉兴文生修院，1920年（民国九年）2月任嘉兴文生修院院长，1925年7月29日任遣使会南省会长。
下面我们略述几件嘉兴遣使会的大事。

1902年11月（清光绪二十八年），步师嘉神父等在定海建立遣使会省会院。都止善神父为第一任院长。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正月21日，嘉兴文生修院成立，同年正月25日，步师嘉神父祝圣了新修院。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9月17日，戴福瑞修士来华，即赴嘉兴文生修院完成初学及其学业。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12月27日，步师嘉神父在上海逝世。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刘克明神父被任命为中国遣使会的省会长，同时为嘉兴文生修院的院长。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11月6日，后成为首批国籍主教之一的胡若山入嘉兴文生修院，得到刘克明神父批准后入遣使会，1908年11月7日发圣愿，1909年6月5日在嘉兴晋升神父。
1907年6月9日，首批修士中的樊国阴、雷宏良、濮贻谋在嘉兴文生修院由宁波赵保禄主教手中领受司铎神品。
1909年6月5日，首批修士中的卢雄才、德施布以及首批国籍修士中的邓秉铎在嘉兴晋铎。
1909年（宣统元年），都止善神父前往北京栅栏修院任教。
1910年（宣统二年）7月3日，戴安德在嘉兴晋铎，后升为大修院的教授和院长。
1912年（民国元年）6月2日，江西东部首位宗座代牧和安当主教（Casimir Vic）在嘉兴文生修院去世，葬江西抚州。
1915年7月27日，惠保禄神父调嘉兴文生修院。
1917年（民国六年）3月25日，雷鸣远神父被调至嘉兴遣使会会院。是年，远东第三大教堂——嘉兴天主堂开始动工。
1921年（民国十年）7月，方豪神父入嘉兴初学院。
1924年（民国十三年）12月25日，刘克明神父逝世于嘉兴文生修院，葬嘉兴。
1927年5月1日，宁波，胡若山主教主礼祝圣戴安德神父为宁波代牧主教。
1929年（民国十八年）2月2日，宗座第一任驻华代表刚恒毅总主教视察嘉兴遣使会初学院。刚总主教这样回忆道：“嘉兴有座遣使会初学院，是陶成遣使会士的烘炉。我曾经巡察过一次，看到一批优良的中国初学生，其中也有几位从欧战归来的法国初学生。很自然地，中国初学生与法国初学生似乎没有差别，在这座初学院里充满了真挚的爱，都是从圣文生的精神而来。胡若山神父就出身于嘉兴初学院。”
1929年12月19日，都止善神父安逝于北京圣文生医院，葬栅栏教会墓地。
1930年，师崇贤神父在嘉兴文生修院去世，葬于修院大院内。
1935年9月15日，方豪神父在嘉兴圣衣会修女院晋升铎品。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2月18日梅占魁选任杭州宗座代牧。
1937年，田法服主教于退居嘉兴遣使会会院，1949年（民国三十八年）年3月23日去世，4月25日被安葬于嘉兴圣母显灵圣牌大堂西侧与大堂相接的一名为耶稣圣心堂的小堂北侧墙下。

      自嘉兴文生修院创立后，入华遣使会修士多由嘉兴修院和北京栅栏修院培育，南方国籍遣使会神父和少数北方国籍遣使会神父亦到嘉兴文生修院就读。从1902年1915年（民国四年）止，培养出神父41人，1915年到1941年（民国三十年）共祝圣神父114人，从修院建立到1941年共培养了近160名遣使会神父。按照此数字算出每年平均晋铎人数，推算截止到1947年的晋铎人数为190人。按《天主教在华传教史集》的计算，文生修院从1904年至1949年间，以每年晋铎8人计，得三百六十位。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抗战胜利后，嘉兴文生修院改为江西、浙江二省的总修院，遣使会的神哲学院留在嘉兴文生修院，初学院则迁往嘉兴乍浦。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江西和宁波大修院停办并入嘉兴文生修院，修生来此学习。1949年春，文生修院停办，遣使会士前往菲律宾马尼拉。修生由遣使会国籍吴宗文神父陪送迁往意大利热那亚布理学院（Collegio Brignole Sale）继续深造，少数教区修士前往徐汇大修院继续学业。后北平、顺德、正定、衡阳等教区部分修士亦前往该学院，国籍修生共计五十四位。
后记

      五十多年后的一天，我沿着京杭大运河边的风景急促地走着，脑海里一直浮现着地图上的文生修道院的标记，那是一个古老的遗迹，坐落在运河边上。河风细细吹过，河水静静地流淌着，旁边的行人稀稀落落，路的旁边是不高的老楼房。我一直走到了加洲长岛，以为修院就在那里，不曾想半岛上都是现代化的小区和小别墅，我沿着运河边走了长岛一圈也没有发现文生修道院的踪迹，于是我沿着光明街折回去，细细端详着左手边的楼房。忽然，一片郁郁葱葱的香樟树映入我的眼帘。这么老的树木，想必有些年头了吧，我好奇地走了进去。

      路的尽头是一幢金黄色的西洋建筑，墙上斑驳的印记在树影中更显苍老。当我到了它的面前一眼就认出了那是一座修道院，我找到了！因为中间是一个三层高的钟楼，只是上面已没有了十字架，两边是两层高的楼房，对称落在钟楼的两边。楼房和钟楼的下面是半个“口”字形的通道。眼前锈迹斑斑的铁门后面就是那段悠远的岁月，我仿佛听见了修士们祈祷的声音，感受到他们炽热的心。我无法跨越那段辉煌的岁月，只有在心中默默地祈祷那些已在天国的成义的圣洁善灵和我们的中保，主耶稣基督。

      循着昏暗的走廊慢慢走着，我的内心隐隐作痛，仿佛听到了忧伤的离别时的声音，那些执着地坚守在修院中不愿离去的传教士们，踏上归家的路途时道别的声音。时光荏苒，我无法看见他们熟悉的身影和胸口闪耀着的十字架。我多么渴望在路的尽头，他们微笑地向我招手，带着我到庄严肃穆的圣堂中祈祷，到贫苦的乡间宣讲福音。我凝望着楼前的老树，它们挺立地站着，枝条苍劲，守护着古老的墙垣，树梢边的窗棂后面有怎样喜悦和忧伤的往事？在那片油油的草坪下又有怎样伟岸的身躯躺卧在一生热爱的泥土中呢？当年那首优美的《REQUIEM》永远陪伴着他们进入另一个国度，一个没有忧伤、愁苦和泪水的国度。

      我继续走着，眼前掠过一扇扇关闭的木门，门上铺满厚厚的灰尘，透过被摔碎的玻璃窗，我看到里面狼藉地丢着破旧的东西。我知道，那经过了一段苦难的岁月。拐过前面的转角，我到了正面的过道，右手边就是面对着运河的大门，钟楼下面是一个小通道，后面有一个偌大的教堂，只是今日已经不再，代替它的是一个墙上写满标语的礼堂，礼堂只有四十多年的历史。礼堂的中间是一个主席台，台上面有专门挂横幅的地方，两边的墙上贴着红色的口号的标语，因为南方雨水很多，加上多年没有人管理，礼堂的墙壁都是霉斑。我置身其中，仿佛掉入了深渊，我痛苦地回想着它被改变的过程，回想着那盘旋在教堂上空优美的额我略圣歌被喧闹的战斗声音打断的情景，从此，这安宁而又美丽的地方消失在滚滚的历史洪流中。曾经，在这大堂穹顶的上空，在那悦耳动人的歌声之上，天主时常降下他的恩宠和祝福，注目着他所拣选的人，俯听他们的祈祷。

      我迈着沉重的脚步出了大堂，沿着另一边的过道继续走着。同样的，漆皮剥落的木门后面是被人遗忘的记忆。在漆油脱落的地方是一条条长长的伤痕，随着时光的逝去静静地出现。我沿着院墙四周慢慢前行，院外杂草丛生，还有不少被人遗弃的东西丢在那里。这是怎样一幅景象！我实在不忍再看着她的样子。谁曾想到，昔日的庄重典雅如今只留下无尽的沧桑。我悲伤地穿出了那段绿荫下的甬道。

       我被这段历史深深震撼了。它依然在叙述着文生修院所有喜悦和忧伤，她是怎样度过这痛苦的五十年的？五十年，这是一段怎样的时光？太多欢喜和悲伤的往事永远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那些响应耶稣号召的传教士们都已经把他们的灵魂交给了永生的天主，带走所有记忆和生活。那些记述他们心路历程的无声的声音，许多已经被打碎，丢进了历史的河流之中。也许今日和明日，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我们依然还能发现这段不平凡岁月的记述，以缅怀曾经逝去的天主所祝福的人。


参考书目：
樊国阴；《遣使会在华传教史》，吴宗文译，台湾华明书局，1977
罗光主编：《天主教在华传教史集》，光启出版社、征祥出版社、香港真理学会联合出版，1967
德理贤：《中国天主教传教史》，商务印书馆，1933
李东华：《方豪神父与民国天主教会》，台大历史学第33期，2004年6月
[法]，方立中：《1697—1935年在华遣使会士列传》，耿昇译，选自《16—20世纪入华天主教传教士列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浙江省爱国会编《浙江天主教史略》
《嘉兴文生修道院探幽》，新金山论坛
自由太平洋月刊社：《雷鸣远神父传》，自由太平洋协会出版，1963
顾卫民：《中国天主教编年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联合出版，2003
刚恒毅：《巡视宁波》，《恒毅杂志》第544期
罗渔，吴雁编著《大陆中国天主教四十年大事记：1945-1986》，辅仁大学出版社, 民国75年[1986]